4月5日至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他一同到访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此次马克龙邀请冯德莱恩一道访华，是一种探索，希望能更好地协调中法、中欧间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冯德莱恩在行前重点提出了欧盟需要专注于降低风险（de-risking），而不是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马克龙在5日抵华后，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发言中则表示，外界有一种印象是，与中国经济的脱钩已经在进行中，剩下的问题只是速度和强度。但他认为：“我不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相信，这种情况。”

对于这一讨论，崔洪建表示：冯德莱恩希望寻找平衡，和中国需要合作，但同时在一些领域与中国保持竞争的态势。

“既不脱钩，也不会回到过去那样密切合作的状态。”他解释道，“因此，她找到了所谓去风险化的概念，降低中欧关系可能会给欧洲带来的风险。”

他并说道：“在国际经贸环境下，强调安全和保护有合理性，但也需要保持合理限度。如果一些政治化、安全化原则进入所有领域，影响正常的经贸活动，甚至把特定的经济体作为对象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重新评估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讨达成共识。”崔洪建表示。

共同访华是一种探索和创新

第一财经：此次马克龙与冯德莱恩共同访华，释放出什么信号？

崔洪建：马克龙邀请冯德莱恩一道访华，也是一种探索，希望能更好地协调中法、中欧间的关系。一方面，法国要坚持其独立外交，但同时又要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法国的对华关系也是中欧整体关系的一部分，凸显欧盟的地位和作用。

应该说，这是一次创新。但接下来，是否今后都会延续这个模式，还是要看访问的效果，以及中方对此种新模式的看法，比如是否认为这可以促进中法、中欧两对关系的健康、同向发展。

法方透露马克龙此次访华有三大重心，一是为中法、中欧关系作战略规划，二是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三是在当前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上交换意见。

第一财经：冯德莱恩在行前发表演讲，指出欧盟需要专注于降低风险（de-risking），而不是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如何理解这句话？

崔洪建：冯德莱恩希望在行前释放一些信息，实际也是为此次中国之行定调。一方面，对中方提前做出判断，或者说对接下来和中方的互动表态。另一方面，冯德莱恩也需向欧盟作出姿态，因为许多欧盟国家以及机构都在进行所谓对华政策调整。

总之，冯德莱恩的讲话旨在找平衡。在其讲话前半部分，她更多代表了欧洲相对保守的看法。但在后面的结论部分，冯德莱恩还是努力做出了平衡。

在冯德莱恩看来，欧洲不会走到和中国“脱钩断链”的地步，因为这里有巨大的现实利益。中欧在共同应对一些地区和全面挑战的时候，是有合作空间的。但由于刚才提到的保守观点，她也认为，中欧关系无法回到以前密切合作和全方位交流的状态。

冯德莱恩希望找一个平衡，和中国需要合作，但同时在一些领域与中国保持竞争的态势。既不脱钩，也不会回到过去那样密切合作的状态。因此，她找到了所谓“去风险化”的概念，降低中欧关系可能会给欧洲带来的风险。

强调安全和保护需要保持合理限度

第一财经：欧盟正在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旨在增强自身经济安全的政策法规，这对中企来说意味着什么？

崔洪建：现在，欧洲正处于一个观念、政策和行为的转变期。以前欧洲更多强调通过经贸手段提升地位、维护利益，但现在，其认为国际关系进入了大国竞争博弈的时代，更多体现综合实力甚至是硬实力。如果欧洲不加强保护、不提出进攻性的措施，未来就会进一步丧失比较优势，后果包括技术流失、关键原材料被一些国家控制等，从而被迫付出经济和政治代价。俄乌冲突进一步激发了欧洲的转向。

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必然反映在政策上。欧洲更强调保护主义，维护自身经济和技术安全，加强对内部市场的保护。这一方面体现为对外来投资加大审查和限制，另一方面就是《关键原材料法案》这样的举措，建立一套自己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

在捍卫欧洲主权、保护欧洲经济安全的名义下，欧洲加重了保护主义倾向，这种保护主义还带有进攻性，希望用这种规则影响其他经济体、甚至影响世界经贸规则。而这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重新评估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讨达成共识。

在中国看来，安全很重要，但是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我认为，这也是欧洲和法国需要做的事情，在国际经贸环境下，强调安全和保护有合理性，但也需要保持合理限度。如果一些政治化、安全化原则进入所有领域，影响正常的经贸活动，甚至把特定的经济体作为对象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

欧美关系变化表现为一个矛盾体

第一财经：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后，引发了欧盟的不满。现在的欧美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

崔洪建：欧美的关系变化表现为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双方在一些政治立场、所谓价值观问题上，仍存在更多合作和沟通。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转变了策略，注重拉拢欧洲盟友，在政治和外交上取得了一些成效，再加上乌克兰危机的背景，双方在安全上的合作力度也加大了。

另一方面，欧美在经贸、产业和科技领域，越来越多地出现矛盾和分歧。作为发达经济体，欧美产业结构和部门有高度重合性，竞争在所难免。在竞争中，如果美国一再采取单边主义的措施，毫无疑问会在欧美关系之间制造更多障碍和麻烦。

《通胀削减法案》就是一个例子。在欧洲看来，尽管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欧策略，但核心和实质没有改变，还是美国利益优先，用美国擅长的单边主义手段和其他经济体竞争，其中也包括欧洲。

所以，尽管欧美有内部沟通协调机制，此前美国在《通胀削减法案》上做出些许让步，对欧洲也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但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本质没有解决。我认为这会成为欧洲面对美国的一个隐忧，或者说一种担心。

这一背景下，为了应对眼前复杂的局势，欧洲短期内在安全和能源上不得不加大对美国的依赖，比如需要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LNG），以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这是一种现实。另一方面，欧洲希望未来和美国的关系呈现更正常的状态。

换言之，虽然欧盟认为自己在政治和价值观上与美国更亲近，但欧洲对一些问题仍保持了足够的认知和警惕，比如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美国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在对外政策中使用单边主义的做法。所以，或许欧洲不会公开挑战美国的所谓领导地位，但从实际政策和行为上，欧洲会逐渐争取与美国平等地讨价还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