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3日报道 法国《快报》周刊网站近日刊发题为《法国人的反美热情要追溯到……》的文章,作者是埃马纽埃尔·埃克。文章认为,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改头换面,但是法国社会仍有一部分人始终对山姆大叔怀有敌意。全文摘编如下:
你可以问下诺曼底的老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可怕的记忆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1944年美国的轰炸。
1944年6月6日至9月12日,有约2万名平民死亡。1945年12月31日,美国《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军人“远没有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而是被勒阿弗尔人看成是“不怀好意的使者”:他们只给“能回报自己的女性分发食物和小甜点”,将当地人视为“低等人”。
美军的装甲洪流、行动的组织和速度,也让法国人感觉有点不舒服,因为这是法国欠发达的一面镜子。
除了这些当时的反美情绪外,维希政府的宣传以及媒体也在不停地谴责“犹太美国”,认为这个民族“精神上的平庸最令人难以忍受”,这些宣传可追溯至150多年前的美国,夹杂着羡慕和斥责。《敌人是美国》一书(2002年)的作者菲利普·罗歇就此指出,反美是一种“法国传统”。
蔑视、困惑和焦虑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派出以拉法耶特和罗尚博为代表的最好的军人,但贵族们根本看不上这个遥远的穷乡僻壤。陪同贵族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的古斯塔夫·德博蒙深有感触地说:“要想雅致得先有风俗。”司汤达气愤地说,这个“没有歌剧”的民族是怎么回事呢?土气、粗俗、没文化,但是这一步很快就迈过去了。
之后写就《论美国的民主》的托克维尔,是能避开陈词滥调的极少数人之一。他看到了这个简单、平等社会的情感同化,在这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反过来法国却被框成一个秩序固定和带有宫廷气息的社会。对托克维尔来说,焦虑胜过蔑视。在一些糟糕的方面美国会不会预示着未来的法国呢?金钱崇拜、功利主义、标准统一,而最终是精神痛苦?
这种夹杂着蔑视和恐惧的感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在不停地加深反美情绪。有两本著作很好体现了这种思想状态。1927年,法国政治学奠基者之一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出版了《当今的美国》一书。他对于这个创造了“日常消费”和舒适感,实行以“标准化”消灭个体的“效率至上”理论的美国社会感到困惑。之后乔治·迪阿梅尔在1930年出版了《未来的生活场景》,抨击单调的黑人爵士乐,认为电影是“无知者的好消遣”。这本畅销书成了反美主义者的经典。源于该书的灵感,埃尔热在1931年推出了《丁丁在美国》,塞利娜在1932年出版了《深夜旅行》一书。
随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变成一个重要角色,法国人对美国的敌意再次加深:从1898年在古巴打败欧洲强国西班牙之后,随后是1917年潘兴将军率部队登上欧洲大陆,再之后就是威尔逊总统开始构建世界秩序。但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完全成为全球首选对象。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曾指出,直到现在美国仍被指责参战太晚。今后美国仍将会受到此类抨击。
不断改头换面
自1945年起全球陷入冷战,反美情绪被政治站队所掩盖。共产主义成为被针对的主要目标。利用灵活的手段,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进行和平主义斗争,反对西方“腐朽的好战分子”。1952年,法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李奇微瘟疫”示威活动,这位美国将军被指责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反帝思潮因为美国出兵越南和干涉拉美(危地马拉、古巴、智利、阿根廷)进一步扩散,这也缘于反对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极左翼就此重拾话题。很快,随着巴勒斯坦问题的出现,美国和以色列的“勾结”也被加入进来,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仇恨成了最新的理由。
知识分子们重新上路。萨特在1953年发出警告:“要注意,美国很疯狂。”他谴责罗森博格夫妇因间谍罪被“合法处死”。美国参议院麦卡锡推动的“猎巫式”极端主义,也支持了这位《肮脏的手》作者的指斥。此外,美军在越南的暴行也促使萨特同意,在1967年担任审判美国“战争罪”的“罗素法庭”庭长。不过萨特也承认,他喜欢美国电影,以及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等美国作家。和他同等地位的一些人却不一样,例如文化部长雅克·兰,他在几乎所有人都吹捧美国“大众文化”的情况下,坚定捍卫“法国文化独特性”。
极右翼知识界的看法也差不多。在“共产党瘟疫”和“美国文化”之间,阿兰·德伯努瓦选择了前者,因为“主要的敌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美西世界,社会民主党不过是最危险的替代品之一”。他认为:“奴役黑人、屠杀印第安人、摧残日本人、用凝固汽油弹袭击越南人,明显的逻辑是美国人有朝一日还想对阿拉伯人下手。”极右翼并未就此罢休,目标还集中在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支持上,认为美国这么做只是为了能在地中海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反美在行动上最终集中体现在戴高乐将军身上。这是一个最不理想主义也最不冲动的人。具体体现就是,拒绝与苏联和美国等超级大国结盟,依靠核武器确立法国的战略独立政策,并在1966年退出北约。在对外政策上,他鼓励与莫斯科及第三世界进行对话,同时指责对越南的入侵和美元在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在美国,戴高乐将军的讲话被认为是不友好的,但是华盛顿还需要在危急关头指望法国,例如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世事轮转,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平主义对抗好战主义,再到归属感对抗同质化……菲利普·罗歇指出,反美情绪只是在改头换面而已。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奇怪的可塑性,这种悲愤的激情才得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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