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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元一次 助浴师为老人洗澡恢复尊严

来源:是个人物 时间:2024-11-10 00:46 阅读

想象衰老。

想象褶皱从脖颈,慢慢爬上嘴角、面颊和眼睛,皮肤越来越松弛,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层,在骨头上来回滑动;骨骼也变得脆弱,无法自如地奔跑、弹跳、行走,你逐渐变得不自由,出行必须依靠拐杖或者轮椅;再往后,你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需要和脑梗、中风、糖尿病、认知症这类普遍的老年疾病搏斗,要习惯与失能和疼痛相处。

当然,这些远远不足以描述衰老的全部。

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象,当衰老一步步逼近,当你已经不能自己洗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当这样细微的日常变成不可能之事,你会连带着失去什么?和伴侣、子女的关系会变得如何?如果你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成了孤家寡人,要如何独自面对衰老和死亡?日复又一日,你被禁锢在家里,对世界的感受又会变成什么样?

2019年,上门助浴——上户帮助老人洗澡这一项目在上海出现。他们服务的,是已经无法自己洗澡的老人。那时候,让我感触的是,我们距离老龄社会或许又近了一步,老人的生活和尊严被更多人看见了。

2021年初冬,我来到上海,跟着助浴师一起上门,观察他们如何帮助老人洗澡,了解每一间房子里的养老故事。

我走访了11位老人的家庭。他们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曾经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服装行业的裁缝、建筑业的工程师、造船厂的职工、报社的记者,是在大时代里奔跑的年轻人。他们渐渐变老了,又被各类老年疾病所累,退出了我们熟悉的世界,带着病痛闭锁家中。

后来,上海经过了一个冬天,再经过了一个春天,疫情打乱了老人的生活。到了今年秋天,我再次来到上海,看望那些曾经拜访过的老人,有的人还在照常预约助浴,有的人因为经济情况停止了洗澡,还有的老人,已经离世,生命停留在了这个春天。

两次去到上海,我在不同老人身上寻找衰老的答案。这绝不仅仅是十一位老人的故事,而是整个衰老世界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老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将来。

而现在,要想展现他们的模样,需要从皮肤的感觉开始。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摄影|程静之(除特殊标记外)

活着

躺在一方小小的床垫上,被压在身下的皮肤没过多久就会发痒,到后来会发痛,这种痛一点一点变得剧烈,有时候就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提醒着她,皮肤在变坏。颜色由红变黑,她看不到,心里却明白,那是身体在腐烂,带给她皮与肉分离之后变得松弛的感觉。她很想翻个身,动一动,甚至去浴室里用喷头冲个澡,把自己弄干净一点,但她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情没法想,要不然准会活不下去的。」她说。

三年了。一天又一天,像抛弃衰老与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样,她把洗澡这件事抛在脑后,肢体也因病情加重变得麻木,没穿袜子的双脚露在棉被外面,长满了褐斑,摸上去是冰冷的。

「没有知觉了。」她淡淡地说。包括鼻子、耳朵,也只不过是与身体连在一起的器官,不起什么大作用了。

嘴巴或许是例外。如果要问身体哪个部位的感觉仍然灵敏,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舌头。「我还能吃,说明我还活着!」提到这一点时,她原先哀伤的语气才突然消失,表情随之显得高兴起来。

她叫林景怡,年轻时做过记者,后来加入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作家,写过十几本自费出版并不知名的书。

现在,她73岁了,身体肥胖,头发变得一片雪白,与早年那些职务已经不相干,只是一位瘫痪卧床的老人。她住在一扇漆成红色的铁门背后,一幢带有小院的两层别墅里。进门往右,她常年躺在第二个小房间。为了卧床方便,她上半身的衣服全部被剪开了,剩下两只袖子套在手臂上;下半身是赤裸的,只用一条被子遮盖着。

九月中旬,我来到林景怡家的那天,「梅花」台风正登陆上海。雨滴被狂风催着落在地上,惊扰了院子里的狗,响起一阵吠叫。快到中午时,钟点阿姨推开了门,端来一份午餐,「饭好啦,现在吃吧?」她一边用粗鲁的口气问,一边把一碟虾仁炒鸡蛋、一碟鸡块摊放在床头。林景怡顺从地接受了。

接着,她几乎无视了窗外的风雨声,用一只颤抖着的手,去抓盘子里被苍蝇叮过的鸡块,然后专心地啃了起来。

失能的状况源于2019年1月24日晚(日子非常清楚,因为她把所有的病历装订成册,厚厚一叠,收藏在柜子里),她看着给家里安装红色铁门的工人离开后,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四肢麻木,于是连忙去扶楼梯把手,踉踉跄跄地上了楼,以为睡一觉就会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醒来,感觉还是不行。她给钟点阿姨打电话,要她陪着去一趟医院。是脑梗。

病历本的第一页由此开始,上面写着:Ⅱ型糖尿病伴脑血管病变,伴肾病,伴周围神经病变,高血压。多发脑梗塞,脑萎缩。

那次发病后,她的身体逐渐变坏,四肢慢慢不会动弹,如今只剩下一只手还算灵活,能自己抓着鸡块喂进嘴里。她与丈夫离婚十八年了,唯一的儿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兄弟姐妹都没有了,她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睡在这满是尿骚味的屋子里。只有钟点阿姨每天不情愿地把房门打开数次,给她擦拭身体,换尿不湿,以及送来一日三餐。

为了应付没人看护的生活,林景怡把平时要用的东西都堆放在床头,比如手机、餐巾纸、水杯、药盒等。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她还是摸不着,难免把东西翻弄得床单上到处都是。于是,她拼命去够,又经常把垫着的尿不湿甩掉,没人来处理,尿液会把被褥浸湿。

长期躺在屋子里,她倒不觉得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只看到好多苍蝇在头上乱飞。「不碍什么事。」她像宽恕无礼而粗心的钟点阿姨一样,宽恕着屋子里陪伴着她的仅有的活物。

尽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三年,助浴师聂积燕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门,就被她屋子里的味道熏到难以呼吸。那还是在林景怡生病不久时,上门助浴这一项目刚从日本进入国内,被上海一家养老公司推行,与各街道的居委会试点合作。林景怡被居委会列入了需要帮扶的老人名单,免费接受了四名助浴师帮她洗澡。

但洗过一次之后,她才知道价格是450元(最近涨到了499元)。她付不起这笔钱,因为退休金已经几乎变成了阿姨的工资,看病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反过来还要向阿姨借钱。她也就不再去想洗澡这回事。

因此,对于那唯一一次洗澡,林景怡已经说不上来太多,只剩下一个感觉,「害怕」。她担心助浴师万一不注意,把她摔在地上,那只会把目前的生活变得更糟。

卧床的林景怡,被墙上挂着的「荣誉」包围。

浸入水中

相比于舒适,害怕是很多老人第一次洗澡时共有的感觉。镇宁路404弄一位92岁的阿婆看着浴缸(老人说像一口棺材),又看看穿着白大褂的一群人,她把眼皮往上一抬,皱着眉头,说,「怕」。

阿婆瘦瘦小小的,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六颗坏掉的下牙往外翻。浴缸漆成淡粉色,可以拆成两截,由聂积燕和一名男助浴师抬上楼;一名护士负责拿药箱,里面装着血压表、血氧仪、棉签、理发刀;还有一名护士提着两根长长的钢管,一张黄色的皮垫,皮垫两侧带孔,钢管插进孔里,就变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是用来抬放老人的。

「阿婆不怕,来给你洗澡的,我们先剃个头发。」聂积燕对阿婆说。

进门之后,四名人员分成了两拨。聂积燕带着一名护士,给阿婆测量血压、血氧,接着剃头;另一拨人马负责忙活浴缸,他们把原本两截的浴缸用螺丝扣卡紧,再套上一次性的浴缸套。聂积燕说,即便每次洗完澡,都会给浴缸消毒,但大部分上海人的想法里,别人用过的,总归不干净,不如套个一次性的塑料膜,心里还是感到卫生一点。

这一边,剃刀在耳边嗡嗡地响。阿婆照不到镜子,不知道被剃成了什么样,眼圈开始泛红。「全部剃掉了啊?是不是变成老和尚了啊?」

在一旁看着的儿子说,阿婆年轻时候是一名裁缝,除了会做一做衣裳,最在意就是自己的头发。每年过年,她都要去理发店烫一次,洗完后,再吹吹干,蓬蓬松松的,像一团棉花。只是人老了没办法,美不美的,都不重要了。那一团棉花一样的头发,早在七年前患病时候剪掉了,变成一头短发,此刻更是被聂积燕手里的剃刀左一铲,右一铲,剃得又尖又短,像是这个季节里被收割后的枯草坪。

标准的40度热水已经慢慢注入浴缸,发出汨汨声响。等到把这个宽0.75米,长2.2米的浴缸填到三分之二,阿婆的头发也剃好了。聂积燕把阿婆的衣裤脱掉后,在赤裸的身上盖了一条长浴巾,身下再铺一层黄垫子。插上钢管后,两人配合着,一前一后地,把阿婆从床上抬进了浴缸里。

当阿婆慢慢浸入水里时,聂积燕感到她的身体在自己托举的手下轻轻地抖动着。

阿婆的反应并不算异常。聂积燕看过太多老人下水之后的极端反应,有的会因为害怕而躁动发狂,不停地击打周边人;有的则安静得可怕,从始至终一言不发,身体也一动不动,只有呼吸声让人感到他还活着。

所有老人中,有两位的反应在聂积燕看来最为特别——一位已经11年没洗澡了,甚至忘记了洗澡的感觉,下水的一瞬间,她的每一寸皮肤都像吃了一惊,全身忍不住颤抖起来,老人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仍躺在床上,慌张地喊叫,「我身上全湿了,衣服湿了,被子也湿了」。另一位老人则对水温失去了感受,下水之后,觉得自己要被烫伤,她紧张地翘起手和脚,要从浴缸里爬出来。聂积燕赶紧舀出一瓢水,让老人摸一摸,等她触到水不烫,才肯让整个身体去适应水温。

「所以肢体上的感触是很深的。水温热一度,还是凉一度,手法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肢体都能最直接地感受到。」在给老人洗了三年澡之后,聂积燕得出一条朴素的结论。

聂积燕在给一位老人洗澡

粗略算下来,她已经给500多位老人洗过澡,因此也见过各种各样老去的皮肤和奇异的躯体:有的老人患了渐冻症,四肢笔直僵硬,一个浴缸都摆不下;与之相反,有的老人患了重症肌无力,手和脚软塌塌地耷拉下来,在浴缸里柔成一团;有的残疾老人五指握成拳,把掌心都掐烂了,抵在下巴上,怎么也掰不开;有的两腿像麻花一样绞缠在一起,肌肉消退后,变成一层皮包肉,挂在骨头上直晃荡。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老人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脆弱不堪。他们掉头发,指甲因为真菌感染而变厚、变成黄灰色,皮肤也干燥得像一张皮革,坏死的细胞成了白色皮屑,粘附在身上和衣服上,老人再用老化的指甲去抠,皮肤就会变得瘙痒难耐。

因此,只要适应了一两次上门洗澡,很多老人就再也离不开了。一位老人告诉我,每周六,他会帮妻子预约一次洗澡,这一天,身患尿毒症的妻子会醒得很早,听到助浴师的脚步声在老弄堂的木楼梯上一响,就嘿嘿地发笑。一位最早接受这项服务的老人专门在日记本上记录下心情,「2019.1.17,首次日式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还有一位爱吃红烧肉的老人打趣地说,「这个洗澡啊,比给我吃红烧肉还要香。」

在这些喜欢洗澡的老人中,江宁路301号的老人或许是最讲究的一位。她惯用一块老牌上海硫磺皂,助浴师一上门,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我只在乎你》就从音响里流淌出来,变成洗澡的配乐。老人年轻时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现在被她的女儿喊成「大宝宝」。女儿说,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从一副小巧乖宝宝的样子,来世界走一遭,到老了,纸尿裤重新穿上了,又回到宝宝的状态。女儿又说,大宝宝一直是娇生惯养的,老来皮肤脆弱,她每天帮忙擦精油,还买来好多仪器,泡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以延缓肌肉萎缩,但也没什么大作用。母亲还是不可避免地老去了。

尽管大部分老人都在洗澡时感到适意,但也存在着危险。聂积燕说,部分老人下水后,受到水压的影响,会感到胸闷气喘,然后在浴缸里呕吐,大小便失禁。最惊险的一次,她遇到一位慢阻肺老人,平时需要氧气瓶供氧,一次洗澡前,老人为了更自由地沐浴,提前吸足氧,拔了氧气管,躺进了浴缸。等到窗户密闭,热度升高,老人突然呼吸急促,一口气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口了。聂积燕立马停止洗浴,给老人吸上氧气,老人才慢慢缓过来。

诸如此类的「危险」,我在长宁区武定西路1251弄也感受过一次。那是一个身体枯瘦的老人,胸腔的肋排一根一根凸起。老人下水后,没过一会儿,突然把眼睛闭上了。助浴师大声喊着,叔叔,你怎么不讲话了。老人不响。

这时,浴缸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站在一旁的老妻子感到担心,快步走到浴缸前,弯下腰来,伸出颤抖着的食指,去探了探丈夫的鼻息。

钥匙、零钱与腰带

妻子试探过后,才知道自己刚才是虚惊一场。丈夫不过是在浴缸里睡着了。

对于这类情况,聂积燕见得多了,也不觉得害怕。她今年40岁出头,成为一名助浴师之前,是陕西汉中市一家旅行社的小老板,性格豪爽,平时喜欢去理发店洗头、做造型,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一直到2018年,旅行社的生意挣不到钱,发愁之际,她听说邻居在上海做「长护险」,每天上门为几户老人护理一小时,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她感到吃惊,「没想到养老行业这么有挣头」,于是干脆关了店门,来到了上海——这座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

很多事情在真正接触之前,困难往往难以想象。初来乍到的聂积燕,留着一头过肩直发,纹着弯弯的眉毛,爱穿一件短款皮夹克,走在上海摩登又干净的街道上,看起来像这座城市一样派头亮丽。2019年秋天,她听说一家养老服务公司推出了上门助浴服务,需要招聘助浴师,要求女性,身高一米六五以上,有护理证,会开车。聂积燕是一个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的女人,各方面要求又达标,「就想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投了简历后,又经过面试,她就这样闯入了衰老的世界。

每天跟老人打交道后,聂积燕才知道,在衰老的世界里,首先不可避免的就是四处弥漫的老人味。那是一种夹带着汗水、尿液和皮肤腐烂散发出的复杂味道。聂积燕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去虹口区一位老人住的老城厢,随着一扇木门被推开,没有秩序的房间就在眼前显现出来。老人的衣服和鞋子胡乱塞在麻袋里,脏臭味冲得人头脑发晕。昏黄的光线里,最显眼的是两条大板凳,上面铺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层棉花和被罩,就成了老人睡的床铺。老人很胖,个子又高,木板不够长,他只能斜斜地躺在上面,脚抵着墙,头朝外,脏臭味同样引来数不清的苍蝇在老人脸上飞。

聂积燕一上手,才发现白色的棉花,已经变得又黑又黏。「真的是下不去手的。」聂积燕说。

一次洗澡现场

在衰老的世界里,更让她难以应对又无法忽视的是老人的性欲。体能的衰退,并不代表对欲望以及亲密不再渴求。含蓄一些的老人会委婉地说,我喜欢女的给我洗澡,长得漂亮,活又干得好,希望下次全是女的来。大胆一些的老人直接发问,除了洗澡之外,还提不提供其他「特殊服务」。也有失去分寸感的半失能老人,聂积燕聊起其中的一位,趁着家属不注意,先用眼神示意,再去捏她的手,往浴巾盖住的隐私部位拉,聂积燕躲了好几次,又不能明着说,只能客气地暗示,「叔叔,这个手其实挺有劲儿的噢」,家属的注意力被拉回到浴缸,老人也就不好再动了。

「很难做的。」聂积燕一边摇头,一边皱眉。

哪怕是在观念先进的上海,新鲜事物的出现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误解。最初,聂积燕开着「上门助浴」的商务车走在大街上,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说这个年代怎么干什么活的都有?她去有老人晒太阳的公园发名片,一位大叔挑白了问,「你们这个洗澡,有小姐吗?」

这些误解曾给聂积燕带来许多困扰。她不断质疑自己,原本的人生是鲜活灿烂的,怎么现在每天面对的,都变成了听不见的、看不着的、脑子不清爽的老人?团队成员因此不断流散,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聂积燕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力量牵引,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干了三年,上海摩登的印象在聂积燕脑子里慢慢褪去,她更多接触的是这座城市衰老与残酷的一面。

有了一些长期客户之后,聂积燕几乎能看到老人生命枯萎的全过程。有些子女孝顺,照顾得细心一点,老人面色会变好,还会发胖,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有些子女疏于护理,老人会枯萎得很快,每隔半个月,就要变一个样,身体每况愈下;还有一部分子女,对老人置之不理,认为人老后终归要死的,不如让老人自生自灭,早点解脱。

现实的一面凸显出来,金钱有时候会显得比亲情更牢靠。聂积燕接触到,条件好的老人,名下有房产,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两万,子女会像宝贝一样供着老人,老人想要洗澡,就像喝粥一样平常了。如果中途洗累了,子女会说,宝宝已经累了,你们不要搞那么久,下一趟再来噢。条件不好的老人,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大多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十几平米的空间,浴缸卡在床和沙发之间,才能勉强摆得下。这些老人难得洗一次,就要指挥了,这里痒,那里痛,总归是要洗个够,才感到这笔钱花得值当。还有一些老人,拿的退休金也不少,但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想要洗澡,子女不支持,甚至去居委会投诉,老人也不敢多辩驳。

「所以说人跟人真的是没法比的。」聂积燕又总结,有的人大概不是老来的幸运者,子女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靠得住;有的人一辈子独居无依靠,只能等居委会送来一日三餐,老来境遇也十分悲惨。

到最后,如果老人连金钱、亲情都一同失去了,安全感就会变得稀缺。他们不得不把情感寄托在所能掌握的一些细小物品上。一位老人洗澡时,手里总攥着一把钥匙,钥匙匹配的抽屉里锁着老人珍惜的一切,因此老人一刻也离不开,睡觉也要压在枕头下面;一位曾参加过战争的老人,洗澡时总把一根裤腰带看得很紧,其实腰带只是一根白布条拧成的,不值几个钱,聂积燕猜测,或许它对老人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位老人洗澡时总要抓着一把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尽管她已经糊涂到分不清纸币的面额了,但抓在手里,她的表情显得很踏实。

比起所有老人,长宁区的一位独居老人是聂积燕见到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每天,她都靠墙蜷缩着坐着,头发像野人一样又脏又长,大小便都在裤子里,晚上睡觉也不会脱下来。居委会没办法,才帮老人约了一次上门洗澡。见到聂积燕一行人进来,老人害怕得一边狂叫,一边甩动四肢,想把陌生人赶出门。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她抬进了浴缸,老人还是不配合,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是一场打架。

最后,聂积燕总算把老人身上洗干净了,就是一双脚没有洗到——不管她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肯把鞋子脱下来,担心一旦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鞋穿了。

聂积燕和护士抬着浴缸,准备上门。

新世界与旧世界

去年11月的一天,冷空气抵达上海,气温降到只有几度。

我跟着聂积燕去河南中路531弄一户人家。这是一位名叫曹翠莲的74岁老人,同时患有脑梗、糖尿病和右侧肢体偏瘫。她的下肢已经伸不直了,也不能说话,但神志还算清爽。

距离翠莲上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一直等到天气极好的那天,家人再次为她预约洗澡。阳光打在附近南京路步行街上,这条街道遍布明亮富丽的商场,东方明珠和外滩就在不远处。宽阔的正街道往里延伸,分出多条岔道,长成独具老上海风味的弄堂。

531弄便隐藏其中。因为房子间距小,下午的阳光早已在这里熄灭,弄堂显得阴沉沉的,一股寒气在密集房子之间狭窄的弯道里窜动。

翠莲住在这些房子中的一间。一扇铁皮门背后,遮盖的是一个杂乱而又有序的空间——轮椅、木柜、餐桌把二十几平米的地方塞得满当当。其中一个木柜上,摆着一台带DVD的老电视,旧世界流行的电视剧《大宅门》正在屏幕里播放。翠莲躺在房间里侧的病床上,床铺紧贴着一面墙壁,上面挂着她与家人过生日、过节等不同时刻微笑的照片。

「照片都是专门挑出来的。」她的丈夫胡金泉介绍。胡金泉今年82岁了,说话声音又柔又轻,两腿弯曲,背部佝偻,是一个做事十分细致的老头。每天,他会把自己和翠莲要吃的五颜六色的药丸,分门别类装在一个带小方格的塑料盒子里。我们到达时,他正为翠莲准备洗澡要用的毛巾和衣服。

翠莲留着一头灰里泛白的短发,露出又高又光秃的前额。两条眉毛快要掉光了,眼皮也耷下来,但目光依然有神采,看得出来,胡金泉把她照料得很好。

去年12月,翠莲和金泉在医院里过圣诞。

翠莲洗澡时,胡金泉开始了他的回忆——妻子已经在病榻上躺了11年。发病是在一个糟糕的夜晚,一家人吃过了夜饭,翠莲突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呕吐。胡金泉怎么喊她都没反应,赶紧打电话喊救命车,送到附近一个大医院。医生一看,说是脑溢血,如果做开颅手术,只有一半存活的机会。胡金泉做了保守的选择,想让妻子慢慢恢复。妻子在医院昏迷了一个礼拜,醒来之后,左半脑的脑梗导致偏瘫。

生病前,翠莲留着一头短短的卷发,是江南造船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上海当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丈夫胡金泉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单位也十分体面。1970年,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在翠莲家。说起记忆中的第一印象,胡金泉腼腆地笑,「这个姑娘有点胖。」处了一年半,两个人很谈得来,胡金泉感到姑娘性格温和,老实肯干,讲好了就要去打结婚证。

一开始,他们跟着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几平的房子里,一直到单位分了房,情况才有所改善。平日里,他和翠莲各自去厂里上班,一个人工资36元,一个人工资56.5元,凑在一起,除去一家人的吃喝,把余钱攒下来,凑够数了,再给家里买大件。

这些接受洗澡的老人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又在动荡的岁月里长成青年,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上山下乡,分配进工厂的人是幸运的一批。结婚分房、攒钱买大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像如今的都市青年一样,他们是旧世界里的摩登青年和高级打工族,会蹬着一辆二八大杠上下班,坐慢吞吞的「辫子车」(上海老式无轨电车)到「新世界百货」逛商场,穿涤纶面料衬衫、连衣裙或喇叭裤去看电影。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放一天假。这一天,翠莲和金泉一般在家里打扫卫生,偶尔也去繁华的南京路兜商店,只看不买,但乐在其中。

再往后,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在两人面前展开。翠莲生育了一儿一女,得了产后高血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抚育了孩子后,她从不给自己买东西,唯有一样,碰到节假日,她偶尔从市场带一束鲜花回家,最喜欢康乃馨和玫瑰。胡金泉偷偷把零花钱省出来,给翠莲买衣服和首饰。他买过最贵的是一块手表,195元,是他近四个月的工资。

「五十年一晃眼就过去啦。」胡金泉说。像这对老夫妻一样,那块手表现在也走不动了,钢质表带长了锈,变得老旧不堪,只好被锁进木柜抽屉里。

翠莲生了重病后,旧世界也在时代更迭中退场。南京路变得生疏了。再到商场里去,柜台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进去看一看,营业员要把人盯得不自在,反而没有了当年的乐趣。「有距离了。」胡金泉说。

除了过年给翠莲买衣服,他们也就不再去了。

在他们老去后,南京路又被新一代的年轻人占领。给翠莲洗完澡,刚好是周五晚上6点。年轻人结束了一周的工作,赶往外滩和南京路。中心城区热闹起来,出租车被堵在了宽阔的马路上。

新世界大商场里人潮涌动,伴着闪耀的霓虹灯,明星们代言的手表、护肤品、珠宝等各种奢侈品的广告在屏幕上滚动出现。

显然,这样的世界已经不属于翠莲和其他接受洗澡的老人——和那块旧手表一样,他们现在只剩下一副残败而充满病痛的身体,被禁锢在家里,甚至是一张病床上,被遗忘在了旧世界。

一位接受洗澡服务的老人,在年轻时拍的结婚照。

管子与烂疮

伴随着这一代人老去,上海也变成了一座对衰老和死亡十分敏感的城市。

在这里,每十个人中,就有超过三位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三甲医院总被老人挤满,附近的道路拥堵不堪,周围宾馆的价钱要按照铺位计算,五六十元一张床,提供给那些陪护的家属。街道上的老人面孔也四处可见,有带着助步器锻炼的老人,用轮椅推着老伴的老人,挎着背包出门买菜的老人。

当然,你还可以在出租车上找到年老的痕迹。许多司机已超过六十周岁,面上长出了老年斑。如果开车路过老人聚集的区域,导航软件会弹出提醒,「附近老人较多,请减速慢行。」

但这些也许还不算真正的老人。真正年老的人,或许像翠莲一样,已经很少能出现在街道上,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翠莲生病后,很快去单位办理了病退。2010那次脑梗之后,她失去了吞咽功能。

我见到翠莲的时候,她的嘴巴干瘪瘪的,里面总是塞着一团纸巾。那是为了防止口水掉出来,或者回流呛到肺里去,引发肺炎。脸上的线圈固定着一根鼻饲管,饭菜、水果、药物都得打成糊状,从鼻子注射进去。

「我妈现在就靠一根管子活着了。」翠莲的女儿说。

长期依赖鼻饲,又吃多种药物,身体的机能会变得一塌糊涂。各个器官衰退,那些它们原本能提供的功能也随之消退了,比如行走、表达、吞咽、排泄,到最后完全消失,老人活着就只能依赖各种管子和设备。

面对衰老和病痛,很多老人最初都会无法接受。一位家属发现,89岁的父亲骨折后,陷入抑郁之中,好几次都是一整晚不睡觉,在客厅的沙发上从黑夜坐到天亮;还有一位家属说,家里92岁的老人原本开朗多话,瘫痪之后,老人变了,脸上的笑容从此消失,表达变成了点头或者摇头,似乎连同说话的能力也一起失去了。还有一位最极端的老人,在90岁摔了一跤瘫痪后,不管家人怎么喂水米,老人都不张口,一个礼拜后,老人最终离世。

在这个时代,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许多瘫痪老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延长,但生活质量却没有跟上。他们大多拖着肮脏和腐烂的身体,每日忍耐着低质量的生活。

静安区万航渡路的叶阿香生病了,几个星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三女儿说,她的皮肤很快开始溃烂,一开始发黑,接着流脓,需要把这些腐肉挖开,抹上药膏,再让生肉长出来。可阿香的情况太严重了,烂疮就像游戏机上的老鼠头,这一处刚消下去,又从另一处冒出来,搞了几个月都没好。三女儿说,可别小看这种烂疮,烂到一定程度,引发炎症,老人是很容易没命的。她四处打听,尝试了各种药膏,才算是把疮给抑制住。

现在,阿香的疮算是差不多消失了。老伤口在身上留下了一圈白色的疤痕,新伤口还透着新肉淡淡的粉色。

嘉定区金耀路333弄的韩扣兄情况更严重。因为长期卧床,老人已经千疮百孔,尾骨已经烂到骨头里,破了一个洞口,露出鲜红的生肉,脚趾头上的肉也烂到发黑了。

自从住进医院,韩扣兄的各个器官都在急剧退化,先是房颤,之后是肺功能衰竭。反反复复住院两三次,到后面,医生说,静脉堵塞,药水也打不进去了。干脆停了一切药物,回到家挨日子。她的儿子对我说,讲得难听一点,「就等着她百年了」。

无论是进食,还是排泄,韩扣兄都要靠管道来完成。上了鼻饲,她就靠一根管子注射流食,液体经过消化之后,尿液再由另一根管子流出来。

在我去到她家的那天中午,她的丈夫正在准备她的食物。他把儿子煮的一大锅猪蹄炖白菜,舀出一碗,倒进了破壁机。机器把食物碾得嗡嗡响,三次过后,猪蹄和白菜变成了一壶棕色流体。

老丈夫准备了一壶热水,把注射的针筒洗干净,放在一边备用。接着,他摸到了鼻饲的管道口,捏起拇指和食指,颤抖地解开橡皮圈,取下包裹的棉花,再揭开绿色的塑料封口,这根通向胃部的管道才被彻底打通。

老丈夫把注射器浸没在流体食物里,抽出一管,对准打通的鼻饲管口,把一壶猪蹄和白菜,一点一点推进妻子的胃里。

「她87了,我91了,我们结婚70年了。」老丈夫一边注射食物,一边讲着含糊的上海话。年迈的他牙齿已经掉光了,话语也变得不清爽。那一刻,老人亲自以一种最无力的方式帮助妻子进食,眼眶一下子红了。随着针筒推到了底部,老人的身体也跟着抖动起来,眼泪随即打湿了面上的皱纹和黑斑。

「老了好苦啊,太苦了。」他望着妻子,越哭越止不住悲伤,一大滴口水掉落在地上,发出啪啦一声响。

91岁的丈夫在准备妻子的流体食物。

绑带与自由

在《从容的告别》一书中,作者曾提到,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固有的医学问题。因为医疗很难确定失能老人的死亡时间,也很难准确判断他们器官消退的速度有多快。但毫无疑问的是,老人的行为自由会一点一点失去,躺在病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变成了他们生命最后阶段的唯一姿势。

衰老随着病痛,同样在翠莲身上发生。起先,她还能被搀扶着下地走一走。慢慢地,她的病情发展到病床上。躺得难受的时候,她会指一指轮椅,想把身体坐起来。可没过两分钟,她指了指床,又要躺回去。光是这一天,她能来来回回折腾几十趟。胡金泉知道,翠莲肯定是身上不舒服了,但他自己也老了,挪不动,就给翠莲买了一个起吊机,高高地摆在床边,方便把她吊来吊去。

而在长宁区武定西路,失能老人袁泊清呈现的是一种特殊的衰老姿势。

年轻时,袁泊清曾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做出口生意,经常去世界各地出差。退休后,他跟着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直到2018年发了脑梗,才回到上海。病情初期,袁泊清能勉强出一趟远门,到上海繁华的地方兜一兜,吃一顿美味的晚餐;接着,他对家人讲,「吃不消了」,身体退步到在弄堂走一走,感受季节和天气;再往后,骨骼跟不上他出门的意志了,走着走着,他感到双脚没有力气,啪嗒一下摔倒在地,裂开一条缝隙,送去就医康复,但再也回不到受伤前的状态。

这之后,袁泊清整天从房间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房间。偶尔,他像是忘记了自己走不动的事,把门打开,说要去淮海路吃咖啡(那曾是他年轻时上班的必经之路)。女儿问,你下得去吗?老人不讲话了,胆怯地往门外望一望,然后把门带上,说不去了,外面天太热,似乎为自己的无力寻找着借口。

在家里封闭的时间久了,袁泊清的右脑神经萎缩更快,越来越痴呆。半夜里,他时而坐在床上,把餐巾纸一张一张抽出来,扔得满地一片白;时而去客厅,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而走到女儿的房间,站在那里痴痴地看,把女儿吓一跳。

他还像往常一样,早上六点起来,穿着睡裤,趿着拖鞋,拎了一个包,跟女儿说,要去上班了。女儿拼命把他拉住,你到哪里去上班?他迟疑了一会儿,又改口,要去巴黎出差,护照过期了,去公安局申请一下。女儿崩溃地问,你到底要干嘛?老人也激动起来,喊着要回上海。女儿把回国的机票、户口本、身份证全部翻出来,跟他解释,「你现在就是在上海」。

老人看过之后,站在原地愣住了。女儿痛苦地哭了。

「他想来想去,脑子里好像都是以前的事情。」女儿说。

再往后,袁泊清又中风了一次,情况越来越糟糕,双手不停地发抖,嘴巴也不会讲话了。但他执拗地不断尝试行走,于是不断地跌跤。妻子在挂历上留下了所有的摔跤记录。她计算了一下,到去年10月为止,丈夫一共摔了25次。

最后一次摔跤,袁泊清坐在椅子上,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哐当一声往下掉,砸在地板上。家人把他扶上椅子,他又掉下来,摔得满面流血。

之后,袁泊清只好躺上了床。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睡觉,脑神经逐渐坏死。大小便失禁了,柜子里由此堆满了薄厚程度不同的换洗裤子。他的牙齿也一颗颗断掉了,咀嚼不了食物,体重随之掉到百斤以下,面容也瘦脱了相。

家人觉得这样睡下去不行,但能怎么办呢?最终,女儿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她从网上买来一根黑色松紧带,绑带从父亲腰部,绕到椅子背后,打个结,两者就被绑在了一起。于是,袁泊清又僵硬地坐回到椅子上,他低头看着绑带,嘴里哼哼地呻吟着,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看上去像被绑架了一样)。每天,他都会用手指去抠这根绑带,想把它解开,但发抖的手又做不到。就这样,他跟这条绑带纠缠不休,经常一抠就是一个下午。

女儿说,父亲现在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了。她一方面感到心疼,一方面认为这样总比睡觉好,「算是给他找了一件事情做。」

到了这个地步,袁泊清的行为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白天,他的姿势就是在椅子上被捆一天,夜晚再挪到护理床上。他每天活动的范围,就缩小到两平方米能容纳的这一张椅子和一张床上了。

助浴师给被绑带捆住的袁泊清松绑,准备第一次洗澡。

轮椅车、毛豆与头发

澳大利亚重病特别护理专业教授肯·希尔曼曾说,衰老是基因自带的程序,没有谁能逃离衰老的宿命,也没有谁能摆脱病痛与死亡的樊笼。但我们必须直面死亡,考虑死亡的质量,选择体面无痛苦地离世。

胡金泉是这个观点的实践者。为了保证翠莲病后的生活质量,能像常人一样出门兜风,感受屋外的阳光和街道变化,他花费了不少心思。

胡金泉记得,上海开世博会那年,淮海路上有一位老人,蹬着一辆链条带动的轮椅车,在路上自由地兜风,这给他带来了灵感。他决定重拾年轻时的修车手艺,改造出一辆电动版的轮椅车——把电瓶车的车头和轮子拆下来,换成翠莲的大轮椅,固定好后,再把电瓶放入车后的小箱子。这样一改造,车子比原来长了不少,显得头重脚轻。但胡金泉并不在意,他一共花了三个礼拜才装好,「很高级的。」他自豪地说。

此后,这辆风格独特的轮椅车几乎不得闲,经常被胡金泉骑出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跟翠莲说,我带你去哪里好不好,翠莲就竖起大拇指,意思是都好。

他们一起去过复兴公园、淮海公园、老城隍庙和外滩,「反正比较热闹的地方,就带她去看一看。」最远一次,他们去了离家八公里的龙华寺,那是一个大晴天,他们一早出发了,慢悠悠䠀到寺庙门口,可是车子进不去。他们就在门口简单看了看,又折返回来。

回程走了不到一半,电瓶的电量耗光了。金泉推着翠莲走了好远一段路,才找到一家商铺,充好电后,又继续赶路。

之后,胡金泉不敢往远处走了,最常去的还要属外滩。出门次数多了,难免也要发生意外。最严重的一次,他们在去外滩的路上遇到陡坡,车子因电力不足往下溜,失衡后侧翻。他们连人带车倒在地上,摔得八脚朝天。路边很快围来一圈人,看着这辆奇异的改造车和这一对特殊的夫妻,连忙搀起来。胡金泉紧张地问妻子,你怎么样啊?翠莲摆摆手,意思是没事,但右边额头已经摔出一个大鼓包。

尽管带着伤痛回到家,他能从妻子的脸庞上看出来,「挺高兴的,觉得今天又出去过了。」他说,妻子病了这么长时间,但她对日子是很盼望的。

如今算起来,他们在这辆车上前后摔倒过三次。直到过了八十岁,胡金泉因高血压也发了一次脑梗,车子不敢再开,怕摔下来,骨头就要断了。胡金泉说,这辆车子装满了他和翠莲的故事,后来被摆在弄堂里,经历风吹日晒,渐渐生了锈,居委会以为是老人遗弃的,把它收走了。胡金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车子不在了,心疼了很久,但也没有再去要回来。

金泉翻看相册,翠莲坐在改造的轮椅车上。

你很难想象,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老人,会花多大力气去维护生活的体面和尊严。

助浴师聂积燕提到一位住在黄埔区老式公房的老人,如今已经90岁了,肚子上长了一个肿瘤,而且每天越变越大。「怀…… 怀……宝宝了。」老人结结巴巴地说。尽管腿脚已经不方便,她每个礼拜都要下楼,迈着螃蟹一样的外八字步伐,去小区门口的理发店做造型,30元一次,卷成老上海阿姨典型的大波浪样式,十个手指甲也要修得尖尖的。每次洗澡时,聂积燕发现老太太腿上又青又紫,「走路……摔的。」老太太说,但她觉得不碍事。与之相比,她更在意的是体面和美观,洗澡时总是小心维护发型。

聂积燕注意到,老太太还在头发上打了啫喱膏,闻起来香喷喷的。

与那位老人不同,翠莲维护体面的方式是做家务。长期不劳动的人是会感到痛苦的。病后,翠莲也总想为家里做点什么,儿子就去菜市场买毛豆,带回家给她剥。翠莲看到毛豆,就会打起精神,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胡金泉给她围上一条卡通围裙,身前再绑两个篮子,一个放豆荚,一个放豆子,翠莲自己会分得开。

光是这件事,翠莲可以干两三个小时,剥到指甲盖都翻开了,还要继续剥。于是,一年四季下来,翠莲家的冰箱里封冻着永远吃不完的毛豆。

翠莲准备剥毛豆

在穿衣与打扮上,翠莲也是不随意的。每到过年,胡金泉总要推她去百货商店,给她挑一挑新衣服,其实也不怎么有机会穿,但总归要买的。他还给翠莲买首饰,翠莲的手已经没有太多知觉了,一次出门,不小心把一条3000多元的黄金手链弄丢了。「不要紧的。」胡金泉对她说,转头又带她去买了一条5000多元的。

到后面,翠莲一共有五串手链,两枚戒指,两只手都快戴不过来了。

在睡不着的夜晚,胡金泉就推翠莲去外滩,像年轻时候一样,感受黄浦江面吹来的风。他记得很清楚,两年前,九月二十七日的夜晚,他们恰好碰到一家店铺做完活动,店员正在处理剩下的玫瑰花。看到这对老人后,他们送了两朵给轮椅里的翠莲。那时,翠莲手里捧着鲜红的玫瑰,胡金泉就站在她身边,笑得很灿烂。

这一幕被好心的路人拍下来,至今留存在金泉的手机相册里。在那张照片里,他们看起来是快乐的,有活力的,就像从未经受过疾病的折磨。

2020年9月27日夜晚,翠莲手里捧着玫瑰花,金泉站在她后面,笑容灿烂。受访者供图

两张床

那些过早失去另一半的老人,或许没有翠莲这么幸运。

当慢性病通过外显的形式袭击身体时,他们不得不接受各种失能和疼痛,并把自己的余生交付在子女手中。

作为子女,你可以选择养老院,用金钱购买自己的自由和老人的舒适(尽管很多时候并非如此,许多子女发现老人在养老院遭受非人待遇);也可以选择长期居家,与父母共同面对一场与死亡对抗的漫长战争;当然,你也可以对他们置之不顾,让老人全面依赖退休金、「长护险」、社区日托这类养老政策,任由他们过着毫无品质的生活。

但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因为经济条件、养老机构床位和自身养老意愿的制约,他们最终能做的选择往往是居家。这也符合国家的规划,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居家养老依然是最主要推行的养老模式——每100位老人中,大约就有90位会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一程。

这样一来,子女不得不承担起看护的责任(这种「不能拒绝的照护」曾被一位学者形容为「强制劳动」)。子女一方面会抱怨陪护老人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一方面又会为照顾上的欠妥与过失而感到歉疚。

因为居家养老,镇宁路404弄的陶彩英和儿子的亲情关系显露出畸形的一面。陶彩英瘫痪七年以来,儿子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日四目相对,连彼此的气味都闻熟悉了。只要看不到儿子,陶彩英就会不停地叫唤。

陶彩英第一次中风时,碰巧那天家里没人在,她一个人倒在地上,不知道睡了多久。儿子回来看到,自责了半天,发誓以后哪也不去了,就陪在老妈身边。此后,在这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陶彩英睡的是病护床,能够摇上摇下;儿子睡的是沙发床,能够打开折叠。

夜里,两张床并排摆起来,像是宾馆里的标准间。

陶彩英和儿子的两张床

可陪护毕竟不是一两天,而是2900多个日与夜。积年累月下来,儿子为这种重复而又望不到头的劳动感到不堪重负。疾病不仅消耗着时间,母子之间的感情也被消耗了。每日,他们感到哀伤的事情变得一样——陶彩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但痛苦的感受却不相同:一个极度害怕死亡,经常双手合十,对着天花板祈求,「菩萨保佑」;一个难耐的是被孝道和责任束缚,常年不能出门,自己的脚也快不会走路了。

「老妈经常说,我要死了。我说,你才要把我搞死了。后来骂好了,我心里又懊恼。但我真的搞到吃不消了。」儿子说。

当亲情关系受到严重束缚时,裂缝也随之出现,家变成了禁锢自由的牢笼。特别是当老母亲半夜里感到不适,一会儿喊儿子要起来,一会儿要睡下,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儿子睡不了觉,就恨不能从老母亲身边逃开。有时候,他会选择去阳台抽一根烟,嘴里骂着脏话;有时候,他会有一种极大的憋闷感,不得不夺门而出,在无人的暗夜大步快走,想把压抑的情绪甩到后面。

还没等心情完全平复,儿子又不得不踱回家中。他的老母亲正在那里等着他,时不时地叫唤着,「儿子啊……」

儿子长得又高又瘦,一口牙齿被烟草祸害成黑黄色,也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从去年开始,他从药店买来白色安眠药,每天晚上倒出一粒,让母亲就着茶水吞下,以期获得每晚的平静。只是陶彩英并不知情,还以为药丸是一种保健品。

你很难过多指责儿子。照顾不过来时,他也试过请阿姨。但阿姨上午才进门,下午就被陶彩英赶走了。儿子吓唬她,迟早要送她去敬老院。陶彩英生气了,说那还不如去跳黄浦江。

而在多子女家庭,这样的情况也得不到改善。子女往往在看护上互相推诿,家里也要起争吵。

万航渡路623弄的叶阿香,一共生了五个子女。失去自理能力之前,她守着丈夫的灵位,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将近九十岁时,饭菜还是自己烧。直到两年前,大儿子发现她讲话不利索了,觉得不对头,送去医院检查出脑梗。后来,阿香又摔了一跤,导致骨裂瘫痪在床。

从医院回来之后,五个子女来到阿香家,商量母亲的看护问题。他们第一想到的是送养老院,能省去很多麻烦事,哪怕多花一点钱也无所谓的。阿香坐在床边上听着,没有吭声,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三女儿看到了,感觉母亲好可怜,才打消了去养老院的念头。

五个子女又接着商量。大儿子说,家里媳妇不可能同意;二女儿说,她还要在宾馆里做保洁;四儿子也往外推,说家住得太远;五儿子说,自己还没有退休,更加不可能。剩下一个三女儿,「这个包袱就丢到我身上了。」

三女儿留着短短的头发,是一个讲话直接、个子矮小的女人。那天之后,她就揽了责任,住进了阿香的屋子。一个人照顾确实是辛苦的,三女儿力气小,没办法把阿香从床上拎起来,阿香的吃喝拉撒只好在床上。每隔两小时,三女儿给她换一次纸尿裤。阿香长疮了,怨女儿不给她洗澡,她才找到上门洗澡服务,一个月里给她洗一次。

自从买了上门助浴服务,三女儿像是买到了一份良心,她觉得自己对阿香尽力了。

因为照顾母亲,三女儿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家里变得乱七八糟,老公也不高兴了。但这不是最麻烦的,她发愁的也是母亲夜里不睡觉,有时候因为难受而不断呻吟,她知道母亲痛苦,自己也跟着痛苦,心绞成一团。她不得不开了电灯,打开房门,来到阿香床边,把她当成小孩一样了,一边拍,一边哄,宝宝快点睡。几乎是每个深夜,这样的情形都要在这间屋子里演一次。

「我也是很累了。」三女儿说,她的眼底因常年睡眠不足而一片乌青。

回到美好馆

「一个人长期死不了,生活又没有了质量,那要怎么打发漫长的时间,靠什么才能活下去?」我问。

「管它质量不质量,能够吃,想得通一点,心态好一点,就能活下去。」林景怡回答。

但她也承认,日子是很难熬的,衰老的世界意味着无意义的重复。这种重复短到可以用天来计量,冬天和夏天,阴天和晴天,今天和明天,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我接触的十一位老人中,林景怡是唯一一位独居老人。换句话说,她必须一个人养老。

因为担心脑梗发作,自己叫不了救护车,林景怡曾经离开家,住进养老院。在养老院,她每天打发时间的方式是,透过窗户看云。床位正对着窗边,云团就挂在窗户外,它们时而转变方向,时而变幻形状,还会在不同时刻变出好看的颜色。她着迷又安静地看着,能这样看一个整天。她说,看到了天空,就等于是看到了外部的世界。

但养老院还有很多她无法忍受的部分。每个月花费5000元,讲好的一日三餐都有荤,去了才知道,荤菜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鸡翅尖。养老院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她又决定逃到民营医院,买一张床位,再请一个护工,工资日结单算,把生命维持下去。到了医院,和护工的相处也不愉快。

此后,她决心回到自己家,哪怕发生意外,也宁可独自在家里面对死亡。

家被她称作「美好馆」。离婚后,她把100万积蓄都投入到了美好馆的装修,今天弄点地砖,明天弄点相框,「就想做得美好点。」这座两层楼的小别墅,分布着八个房间,里面装了88盏灯,所有灯打开时,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小的灯具城。她还在院子里种了5棵大树,又在树周围养起了鸡鸭,她时常坐在一把双人摇椅上,用五官感受着这个自己打造的小世界。那时,她曾把美好的日子写成了一首小诗:

院子里有一把双人摇椅,

我在蓝蓝的天空下睡觉。

身边围着我的鸡鸭,

我与鸡鸭为伴,

桂圆煮鸡蛋,

成了我最美的早餐。

在平凡人那里,

或许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五官能感受到的俗世,

一个肉身享受的世界,

我对自己感官里的世界是多么地热忱,

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美好馆完工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她看着工人离开的那天,没想到脑梗找上门来,「自己变得不美好了。」她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个结局。

如今,她的身体退回到一楼的一个小单间,包围着她的是四面淡蓝色的墙壁,上面挂着她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有她与各界名流的合影。那是她作为记者与作家所挣来的荣誉。这些成为了她在病床上漫长的岁月里,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美好馆的大门

临终助浴

在漫长的对抗后,老人无一例外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当那一天差不多被医院判定时,许多家属会选择预约临终助浴,让老人干干净净地离开。

聂积燕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肺癌晚期的老人。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两位女儿就为他预约了临终助浴。那是2020年10月份的一天,下午一点多钟,聂积燕走进了这家门,看到老人躺在床上,脸色黑里发青,眼睛瞪得很大,表情显得痛苦。他浑身还在颤抖着,鼻孔哼哈哼哈地喘不上来气,嘴里也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呻吟。聂积燕给老人测了各项生命指标,体温显示只有32摄氏度,心跳、脉搏也不太好。

「有可能洗澡的过程中,老人就离世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聂积燕问两位女儿。

原本态度坚定的女儿听了这个话,又开始重新商量,语气中透露着纠结。聊过一会儿后,她们的意见再次达成一致。「没事的。」其中一位女儿坦然地说,「早晚都得这样,医院也说过了,我们就想给他再洗个澡。」

双方谈好,聂积燕说,「人熟理不熟,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她按公司要求,拿出一份意外免责协议,让女儿在上面签了字。

一切准备好后,聂积燕和其他三名助浴师配合着,就要去床上抬老人。被子掀开后,聂积燕看到老人接近一米七五的个子,脂肪都被疾病和衰老消磨了,剩下一副枯瘦的骨架。等老人下了浴缸,身子完全浸湿后,他突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紧接着,他的喘气声变得轻松,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的表情没那么痛苦了。浸泡了大约五分钟后,老人身上热乎乎的,显然比刚才有了更好的体温。

可等到聂积燕把头一洗好,突然,老人又提了一口气上来——那感觉像是被某种硬物卡住了嗓子眼,瞳孔也随之放大,眼睛一直瞪着,不会眨动了。聂积燕赶紧给老人测心率,发现数值一直往下掉。其中一位小护士慌张起来,不知道是接着往下洗,还是干脆停止。

洗澡水的热气还在狭小的空间里蒸腾。这时,二女儿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跺脚,焦急地喊着「爸爸,你怎么不说话,你急死我了」,又哭着责怪大姐,「我说不要洗,你非要洗。」大姐不知怎么回答,一会儿去摸一摸爸爸的脚,一会儿去抓他的手,不停摇晃身体,但老人没有一点反应。

聂积燕这一头,赶紧把心情平复下来,让团队成员加快速度,把老人的身体清洗一遍。擦干后,他们把老人抬回了床上,护士接着做起了心肺复苏。但没过两分钟,老人的瞳孔开始扩散,那口卡在嗓子眼的气息,顺着凸起的喉结蠕动,最后伴随着一种沉闷的敲钟声,咕咚一下从喉间落了下去。聂积燕说,那一瞬间,她感到老人像是内心什么东西解脱了一样,随后把眼睛闭了起来。她再去摸一摸老人的鼻子,彻底没有呼吸了。

看到这一幕,两位女儿的情绪也陷入崩溃,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我一辈子没有爸爸了。」聂积燕在一旁沉默。那也是她第一次遇到老人刚出浴缸就死亡的情况。尽管后来复盘,这不是团队任何一名成员的过错,但处在那个情景中,她还是难免自责,内心涌起一股极大的失落。

过了约莫大半个小时,两位女儿才接受父亲离世的现实。她们忍着悲痛,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寿衣,让聂积燕帮忙把老人穿上。聂积燕按照顺序,给老人穿好了大红色的外褂,蓝色的裤子、白色的袜子和黑色的鞋。

一切处理好后,聂积燕看到老人身上洗干净了,胡子刮了,指甲也修整齐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庄重和安慰。

开始洗澡之前,通常会有护士来测量老人生命体征。

毛毛细雨夜

等聂积燕抬着浴缸,从那一户人家走出来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外面的天色已经变黑了。

无数个白天和黑夜,聂积燕都在忙碌中接触着死亡。计算下来,她帮忙洗澡过的老人,每年大概会有20余名离开人世,有的是在浴缸旁边;有的是在洗澡过后两三天,家属打来电话;有的是在公司的每周例会上,经理用沉重的语气告知大家。

今年5月,也是在一次例会上,又一个噩耗从经理口中传出——河南中路531弄的曹翠莲离世了。而去年11月,我在翠莲家看到的那次洗澡,居然成了她人生最后一次洗澡。

那一次,胡金泉手里拿着毛巾,开门让助浴师进来。他谈起,第一次上门给翠莲洗澡的是一个日本人,那时候,这项服务刚进入上海,他在电视里看到,立马就给翠莲预约了。因此,他是接受上门助浴最早的一批客户,也是在日记本上记录「2019.1.17,首次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这两条心情的老人。他还骄傲地谈起,翠莲已经洗过八次澡了,小聂学得快,已经不比日式服务差了。

金泉的日记

翠莲在浴缸里听着我们聊天,面部表情皱成一团。刚开始,聂积燕还以为她哪里不舒服,但胡金泉清楚,那是妻子高兴时候的反应。洗完之后,翠莲心情激动,紧紧地握着聂积燕的手,还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洗浴之后,翠莲身体又不好了,感染了肺炎,浓痰总是哽在喉间,胡金泉给她买了吸痰器,但炎症还是下不去。去年十二月,翠莲住进了医院,元旦前夕才回家。元旦那天,正好是他们5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儿媳妇特地给翠莲买了一束花,是她喜欢的玫瑰和康乃馨。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但在今年三月,也就是上海刚发生疫情的时候,翠莲的病情再一次恶化。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翠莲知道自己没有了生机,坚持回了家。到了5月11日这天,她发热到39度,临近生命终点。女儿因为封控过不来,只好打来一通视频电话,翠莲看着屏幕里的女儿,对着她招了招手。之后,胡金泉看到,一口气也从翠莲喉间落下去,她手上带着的智能手表随之显示,心率变成了一条直线。她离开了人世。

翠莲去世后,胡金泉心里一下子空了。「现在没了她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这个秋天,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对我说。

他提起十几年来的无数个夜晚,翠莲睡不着的时候,都会伸手摸一摸睡在旁边的他。他会对翠莲说,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之后,两个人的睡意都没有了。翠莲比出按遥控器的手势,胡金泉立马就理解了,把那台带DVD的老电视打开,让《大宅门》从任意一集开始播放——这部片子在他家播了十几年,因为翠莲理解力下降了,只能看懂这一部。

现在,《大宅门》也播累了,终于在他家停了下来。胡金泉谈起,翠莲走的那一个傍晚,上海下了一场毛毛雨,他不想让翠莲在雨夜里走,就跟殡仪馆联系,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再过来。

于是,在那个毛毛细雨夜,他陪着翠莲,在家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翠莲去世后,挂在墙上的照片陪伴着金泉。

(文中袁泊清为化名)

网友看法

1、网友不忘初心204355151109:人如果没有了自理能力活着还有意义吗?简直就是活受罪,不要过度医疗,只会把痛苦延续…[流泪][流泪][流泪]

2、网友小猫咪gyr:我觉得与其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倒不如体面地离开。将来我老了,如果生活不能自立就选择离开。不拖累子女,自己也不遭罪。

3、网友雪侯鸟14:文章太长,看了一半,看着很压抑,害怕老去之后活着一点尊严都没有

4、网友南南唐唐:看到这篇报道好心酸,人老了身边没有孝顺的儿女后辈真的会活的没有任何尊严。是人都会老,希望从事养老工作的人和为人子女的人一定要善待身边的老人。因果不虚,报应不爽。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善待身边的人,等你老了,别人才会善待你!

5、网友一纯小弥陀:害怕老了,很可怜

6、网友淡泊的星辰f:人老了,不是不给洗,好多老人因瘫痪,躯体僵硬,一搬动就嚎叫,连擦身子都不愿意,经历过的才知道

7、网友儒雅光束HE:这些孤寡老人太可怜了

8、网友5588568坚卧烟霞:看了这篇报道,感觉非常心酸。 我们已是人到中年,健康真的于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太过重要了!!健康永远是1!!所以好好锻炼身体,尽量避免让自己的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9、网友安住当下的人:服侍老人是很开心的事情,功德无量[祈祷][祈祷][祈祷]

10、网友莉平华蓥:人老了真可怜,可是也无法避免衰老这个事实

11、网友幸福D紫月亮:很多人都说,如果自己老了没有了自理能力就选择离开。我只想套用一句老话 :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试问:你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了,你要以什么方式离开呢?真到了那种地步,似乎连离开对你来说也是奢侈的,遥不可及的吧!

12、网友Sunny83199186:工作人员建议穿粉色工作服,显得更温馨,白色像护士。

13、网友蓝天一朵白云:可怕又残酷的老年生活

14、网友兰华帆平54656:这些老人活着就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亲人在活着

15、网友儿时味道cc:不要被吓到了,七八十岁失能老人不能算大多数吧?心情愉快,接受衰老,保持适度锻炼,我们一定可以搞定自己的晚年生活[呲牙]

16、网友羽中健尔:老得有尊严是多么难得一件事儿啊

17、网友萍易:这个职业有前途,老龄化社会非常需要

18、网友风吹之絮:再健康也有不能自理的那一天,感谢有爱心的人,让失能老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19、网友kulamaki:希望来得及在我死都死不动之前解决我自己。

20、网友Horizon0715:岳父在2019年9月中风全瘫后,一直住院医疗,没条件洗澡,只能擦澡。今年3月从医院转到养老院后,才有条件在专用的助浴房洗了澡,一边洗一边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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