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现在的德国，那就是“时代转折”。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今年2月。彼时，默克尔时代余温尚在。上任不久的总理朔尔茨在其第一场正式回应俄乌冲突的国会演讲开始不久就明确提出“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在这场演讲里，这位一向以不善言辞著称的总理十分罕见地语气激昂。这样的语气连同演讲背后的涵义，仿佛一闪而逝的利刃寒光。与其说是一个惯于守拙藏愚之人突然间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如说是朔尔茨作为一个有多年执政经验的政治家，默契地从他的老同事、老对手 、老战友默克尔那里接过了“时机成熟”的一棒。

正如经由俄气中断发酵而成的能源危机给德国的影响远胜于一时的短缺，更应该看到的是这场冲突对于德国的意义远比它迄今为止所表现出来的深远。通货膨胀也好，能源危机也罢，都只是那背后意义的表象而已。在“时代转折”前，内阁三党修修补补，各自珍惜漫长组阁谈判后的执政机会，在磕磕碰碰中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疫情的扫尾工作。在“时代转折”后，默克尔卸任时留给大家的那一点温情如风中之烛。“时代转折”所带来的风暴很快席卷了德国政治和德国社会。

当地时间2022年9月4日，德国柏林，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总理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政府联盟应对能源成本飙升的救援计划发表讲话。

外界对于“时代转折”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地缘政治影响的层面，即，欧洲本土的和平被打破，因而朔尔茨作为西方盟国之一的领导人不得不作出反应。但是，在此之上，“领导性角色”也为“时代转折”做了一个很好的德国式注脚。在“时代转折”演讲后，“领导性角色”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一些高层政治界人士的发言或采访中。社民党双党魁之一、曾经主理过朔尔茨选战的克林贝尔是紧随朔尔茨“时代转折”演讲、第一批借全国性电视节目抛出“领导性角色”这个概念的人之一。他是这么形容的：“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后，德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期望显著增加。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在欧洲的经济实力。不少国家期望德国履行其责任并发挥领导作用。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声而明确地说，我们已经为这个领导角色做好了准备，我们积极但绝不霸道。同时，我们也必须一再向内证明，为什么德国这个新的领导角色很重要”。他同时也提到了欧洲：“我辈政治家的责任是，让欧洲成为极其自信自觉的国际政治参与者。我们都知道欧洲很重要，但不记得为什么重要。俄乌……改变了这一点。为了守护我们的价值观、守护我们的繁荣，我们需要欧洲。”同样出身于社民党的国防部长兰布莱希特也在“领导性角色”的框架下解释一经朔尔茨提出就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德国国防军扩军：扩军有助于维护德国的独立自主性和行动能力，德国可以也应该在世界的和平秩序里起到“领导作用”。

即使是不同意朔尔茨做法的人，也很难否认德国的“领导性角色”。因此，在这里，德国所追求的“领导性角色”并非传统里会引起很多人反感的那种历史上的霸权式铁血式领导，而是在已无可避免的世界多极化这一历史趋势中成为政治、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一极。其实，对于这样的角色，默克尔已经默默地用她的政治头脑和长达16年的出色执政为德国在国际社会里赢得了不少“民心”，也让德国的经济现实和世界政治间产生了无法“脱钩”的联系。现在所做的，无非是要把这个角色缺的一块角（同时也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难以触碰的禁区）补齐，把卡在很多人胸中想要宣之于口的诉求说出来：参与国际政治的话事权。俄乌冲突，给了德国这样一个尝试的机会。

自“时代转折”以来，我们看到的所有重大社会问题，都是德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正在经历的期许和现实之间所产生的摩擦。这一点是英法美这样的其他西方政治大国所难以体会的。

没有一个重大社会现象不与“时代转折”有关，也没有一个重大政治决定不是在事实上呼应着或铺垫着“时代转折”。例如，11月3日，就在总理朔尔茨访华前夕，德国联邦及各州首脑会议终于通过了争执日久、多次难产的纾困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有：在跨年期间引入49欧元票以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联邦和州各出一半补贴费用。引入能源价格刹车机制，尤其是天然气、区域供热和电力价格，来减少百姓对于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价格恐慌。与此同时，国家的补贴也并非无上限，只有前一年所耗天然气总量的80%才会受到补贴，以此激励民间节省能源。对于工业界而言，自2023年1月起，国家在该公司历史消耗天然气总量的70%内给予价格优惠。而对于已到眼前的12月，联邦在一定能耗范围内补贴住家和公司所需支付的天然气预付款。2023年即将开始的住房金改革则在扩大了受益人群的同时囊括了供暖补贴。而新的《通货膨胀补偿法》则旨在通过提高基本津贴和儿童金等方式减轻物价上涨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说，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与世界政治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家事国事天下事。

外界经常把出身绿党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以及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当成德国在这场冲突里的意见的代表。他二人也的确在德国内外都出镜率颇高。“对俄强硬”取代“环保”成了两人现在最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于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从环保运动和反战运动起家的绿党如今变成军绿色，反而成了德国议会里最好战的党？

自2月以来，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悬在德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面临德国这么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其严重程度又偏巧和其经济体量以及其在欧洲的话语权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除了工业以外，和能源问题相伴而行的首先是民生问题，尤其是中低层人士的民生问题。面对“老本行”能源问题和民生问题，绿党的表现却可谓朝令夕改。自初夏开始，德国进入其三阶段天然气供应紧急计划级别的第二级，即“警报”级。7月间，面对北溪的断供，哈贝克甚至一度考虑修改《能源安全法》，允许能源公司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大幅上涨，并不惜警告如果未来真的库存见底，天然气作为战略资源将被迫进入配给制管理。那么天然气之外的替代型能源呢？主要的还有褐煤或是核能。但是不巧，褐煤不环保，而反核又是绿党的核心主张，甚至于，在德国呼声很高并持续不断的反核运动也是绿党的主场话题。当年默克尔决定关停核电站的计划也是受到了绿党的影响。于是，面对能源危机，哈贝克选择了不做选择。他先是决定依然按照原计划，2022年底前关停剩下的三座核能发电，同时启用褐煤——因而违背了其一部分环保精神。初秋，他又认为褐煤的污染实在过于“不进步”，所以要坚决放弃褐煤，与此同时考虑延长核能计划——因而违背了其另一部分环保精神。在10月于波恩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又强调了关停其中一座核能电站，并将其定为绿党既坚持自己宗旨，又参与执政的底线，绿党的气氛一时十分高涨。与此同时，关于德国如何具体“既要又要”地度过能源危机，或者说在2045碳中和目标之前度过缺口，经济部长哈贝克的选择依然是没有选择。

与其对能源问题的语焉不详相对的是它在国际问题上的强势，其中不乏聚焦于个人形象的打造。众所周知，绿党的领导人强势主张更主动地介入俄乌局势。自冲突爆发以来，以贝尔伯克为代表的绿党政治家竞相多次去乌克兰打卡。在历经几届政府的老好人总统施泰因迈尔甚至总理朔尔茨本人都一度在乌克兰驻德大使嘴里不受欢迎的同时，贝尔伯克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相拥照片却有着媲美电影海报的“氛围感”。9月初，贝尔伯克更是激情发言，称代表德国政府站在乌克兰这一边，“无论我的选民们怎么想”。曾进入去年德国大选联盟党最终轮候选人角逐的罗特根对此评论：“亲爱的贝尔伯克女士，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虚假英雄主义……民主政治家必须学会用好的论据而不是胡说八道来说服他人”。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日，德国施瓦希德，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和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马丁·布鲁德穆勒参观正极材料工厂，这是对巴斯夫公司访问的一部分。

所以说，它的定位如今是什么呢？在刚刚过去的下萨克森州选举中，绿党和被定义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互相从对方那里抢到了最多的选民。与此同时，绿党又分别从社民党，自民党和联盟党那里抢到了不那么多的选民，虽然它的选民也同时向这几个党有所流失。传统的政治光谱已经不足以解释它的定位了。“出头”是它现在的定位。

绿党的强势给内阁里的另外两党留下的空间非常小，好像绿党才是政府的第一执政党。这种逼仄感不仅体现在国际问题上，也体现在内政问题上。比如哈贝克坚持关停核电站的主张就和一向自诩“技术进步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自民党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只不过，执政机会难得，谁也不想做那个第一个掀桌子的人。加上二战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德国政府从其“道德感”出发，并不敢像法国一样公开谈论劝和。于是社民党和自民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忍让。

无法施展的空间很快就让和绿党一起执政的其他两党付出了代价，自民党的代价尤其惨重。在下萨克森州选举中，自民党的票数“跳水”一样下跌到议会门槛以下，从而成为被关在州议会门外的真正意义上的小党。自民党的选民丢失最多的给了绿党。下萨克森是德国经济和人口大州。自民党领导人、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林德纳一定马上就想起了有关默克尔第二届政府内阁的掌故：自民党接了经济部甚至副总理，然后马上在下一届大选里跌出了联邦议会。

和自民党相比，社民党由于是第一大执政党，固然需要承受最多的指责，但总理之位还是在关键时刻给了他们可以拿出“当家作主”的姿态来的底气。

上文提到的那几座永远也谈不拢的核电站命运的讨论，最终是由总理朔尔茨拍板决定的。绿党波恩党代会仅仅过去了两三天，媒体上还满是哈贝克的豪言壮语，一向安静的朔尔茨就决定延长三座核电站的使用。这个决定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可谓是在绿党和自民党间取了一个平衡，被时政评论者形容为“没有守门员的点球”。就其意义则可谓是绿党自参与执政以来从社民党以及总理府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干脆利落的拒绝。

朔尔茨的另一次拍板就是刚刚过去的汉堡港收购项目。在进入联邦政治之前，朔尔茨曾经长时间地担任这座有着欧洲第二大港的德国第二大城市的市长。在六个内阁部门的反对下，他不惜例外动用了宪法给予的总理特权，强制性促成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入股汉堡港。尽管分析人士表明，对于这次入股的争议原本就是一个情绪问题，而不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由于俄气所带来的“依赖性”讨论在这个即将进入寒冬的深秋已经成为德国的政界所亟待解决的第一大问题，就连声誉良好的默克尔都不能幸免，朔尔茨在这个当口的决断力可谓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这一次，所有的媒体都无一例外使用了“权力宣言”来形容朔尔茨此举。

他用同样力排众议、不为所动的姿态放出了访华的消息，成为了自疫情以来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访华殊为不易，多亏了前德国驻华大使施明德从中斡旋。面对随即而来的舆论长达几日的滔天巨浪，他背后的社民党罕见地团结。上文提到的克林贝尔逐个驳回了其他党派和舆论界对总理的质疑。

无论在俄乌冲突开始时的德国曾经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论，这一切随着战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拉长变得销声匿迹。对德国百姓来说，这是二战后第一次在欧洲本土发生的战争。它的阴影就这样以一种显性的方式徘徊在德国上空，以至于普通百姓无论想与不想，都无法看不见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超过10%的历史性通货膨胀率，还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冷秋冬的担忧，或是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扩大化的可能——如果那样，那么德国本土也将被卷入战争。这场冲突于是逼得再平常的百姓都不得不身体力行地去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命运。

在沸腾的社会空气里，以前的国家秩序又是否依然可以受到尊重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便不难理解贝尔伯克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应由外交部主导”。该主张不仅涵盖了一些具体内容，更意味着一种政治结构的变动。这样的主张无疑是对联邦政府——而不仅是总理府——的挑衅。以此推之，试问：一国是否出兵，是否参与战争，难道是该由国防部主导决定的吗？

就像《法汇报》时事评论员所说，“遥想（前总理）施罗德，尽管也具有合作精神，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厨房里的主厨只能有一个，而他也毫不客气地表现出他自己才是那个唯一的主厨。而现在的问题是，厨房里若干打下手的人也想当主厨，或者说，他们提议主厨该由大家轮流做。”

对于德国社会而言，这场持续至今已9个月之久的军事冲突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风气的变化。民意已经涨起来了，冲突进行到现在，已无回头路可走。无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都必须给民意一个合理的出口。而没有结果也不意味着值得庆贺的和解，反而很有可能导致长期无法纾解的社会情绪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自古华山一条道。无论是社民党还是绿党，都想赶在局势变得不可控之前抢占先机，引导民意走向属于自己的方向。只不过，两党的思路不一样：绿党希望更深度地参与冲突，通过做那个最“豁得出去”的人，火中取栗，赢得国内外的簇拥。而社民党的主张更是有保留地参与，为各国（不仅限于德俄）“日后好相见”这样一种国际政治文化留下空间，从而以此作为名片，成为国际秩序里的一块新的压舱石。在“时代转折”点上，最终决定民意向左还是向右的人将有机会亲手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在朔尔茨访华前夕，外长贝尔伯克于雨夜抵达哈萨克斯坦。这是她中亚两国行程的第一站。尽管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与能源结构以德国的标准看来毫不“绿色”，但这并没有妨碍这位来自于以环保活动为主要标签的政党的外交部长一下飞机就热情地赶上两步握住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哈萨克斯坦官员的手。不但如此，贝尔伯克也在其中亚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斯坦发表了感言，正如她赶在朔尔茨之前到联合国去发表演讲一样，尽管这段感言的内容似乎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不大。既似在向朔尔茨隔空喊话，又像是说给在场的乌兹别克斯坦听。而在这样的框架下提到内阁，多个媒体解读为对朔尔茨的“警告”。

似乎是为了回应，朔尔茨于11月2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欧拉夫·朔尔茨解释他的访华之旅：公开和坦诚的交流”的署名文章。文风如朔尔茨本人一样锋芒不露，朴实无华。这篇文章也随即登上了德国联邦政府门户网站。其中有一句话：“新的权力中心正在诞生”。